GGC100【新出海】精英π系列线上活动（第一期）：国内企业走出去海外利益保护——以印度及南亚地区为例

2024年7月19日，作为「精英π」系列的首期活动，GGC100荣幸地邀请到了群内成员 —— 印度广东商会副会长叶志雄先生作为特邀嘉宾。此次活动深度聚焦印度市场，旨在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全球化战略中，提供关键的洞察与策略支持，助力它们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并最终在海外市场“走下去”的重要跨越。

以下是活动精彩内容回顾，经EqualOcean编辑整理：

大家好，我是叶志雄，英文名Roy，曾在2015年至2020年间常驻印度，专注于电子及相关行业工厂的机电设备工程与安装服务。期间，我深度融入了印度的经济环境，不仅在新德里居留了五年有余，还在孟买短暂停留近半年，亲历了这片土地的变迁与发展。自2020年起，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回国静待印度签证的重新开放，直至今年上半年，我再次获得签证，重返印度，圆满完成了我的海外工作收尾。而今，我转而投身于新能源领域，开启新的征程。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与大家分享关于国内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特别是针对印度及南亚地区，海外利益保护的一些浅见。过去十年间，印度及其周边国家的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吸引了包括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国际资本在内的多方力量竞相涌入。面对这样一个复杂而充满机遇的市场，如何以稳健的步伐进行投资布局、实现利益最大化，并在必要时有效退出，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课题。

具体而言，我的分享将围绕以下四个核心要点展开：

一、企业出海合规先行：对于有意拓展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合规经营是首要前提，这不仅关乎企业形象与信誉，更是确保长期稳健发展的基石。

二、产业转移与合作观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产业转移与合作已成为常态。我将回顾并分析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在吸引外资、促进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合作方面的政策与实践，同时，也会分享一些外资在华的成功案例与经验教训。

三、印度外资环境透视：印度，作为南亚乃至全球的重要经济体，其外资政策、市场环境及外资企业的经营现状，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我将深入剖析印度对外资企业的投资政策、市场环境变化，以及外资企业在印度的实际运营情况，为有意进军印度的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四、南亚区域拓展与“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印度，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同样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日益紧密。我会就南亚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政策导向，以及“一带一路”框架下相关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大家进行探讨与交流。

在制造业及相关产业国际化进程中，国内企业常面临议价能力受限的困境，这主要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大干快上”思维与舆论环境，导致在项目投资中往往急于求成，从而不自觉地支付了高昂的“学费”。这一现象与企业决策、行业环境、供应链布局、客户需求及投资目的地等多重因素紧密相关。

以2012年前后某企业在印度新德里中标大型项目为例，该企业在前期调研不充分、对印度用工制度了解不足的情况下，迅速租赁了大规模办公空间并大幅扩充本地员工队伍。然而，项目因故中止后，面对庞大的裁员与赔偿问题，企业陷入了尴尬境地。由于初期架构设计上的不足，加之印度员工充分利用合同条款保护自身权益，裁员工作进展缓慢且成本高昂，最终项目以远超预期的600多万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才得以解决，耗时近两年。这个例子就揭示了国际项目运营中忽视本土化调研与风险评估的严重后果。此外，印度就业市场的特殊性，如员工频繁跳槽以谋求涨薪，也要求企业在雇佣时具备更为深刻的认知与预判。雇佣关系受法律严格保护，解雇程序及试用期责任需明确界定，以确保雇佣关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鉴于国内外认知差距的存在，尤其是社交媒体信息与实际情况的偏差，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应高度重视一线团队的组建与判断。充分尊重并依赖前线团队对所在国国情、城市及地方政策的深入了解，结合法律框架，构建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这不仅有助于项目预判与预防，更能在必要时为企业提供合法退出的路径，确保在国际仲裁或诉讼中占据有利地位。

其实，这里面我有个很深的感触，这也触及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中的核心议题，即如何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效且真实地传播中国故事。以印度等国外友人为例，他们往往以非凡的言谈交流能力著称，甚至擅长辩论，这种文化背景使得他们在接收信息时，更倾向于全面、多维度的探讨。然而，当我们将“讲好中国故事”直译为“speak Chinese good story”，并依赖翻译软件进行传递时，可能会因忽视文化语境的差异，而导致国外受众误以为中国只展示好的一面，从而引发误解。这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在文化传播中可能过于注重“选择性呈现”，而未能充分考虑目标文化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为了打破这一文化壁垒，我们需要采取更加精细的翻译与传播策略，既要展现中国的魅力与成就，也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让中国故事在保持本质魅力的同时，被国外受众所真正理解和接纳。

接下来，我们再把眼光放回国内，去看外资企业在华是如何发展的，并且我会以“诺基亚”和“三星”为例。

首先诺基亚，是承载了众多80、90后深刻记忆的品牌，在其退出中国市场之前的高光时期，凭借卓越的产品质量和广泛市场覆盖，赢得了业界与消费者的高度赞誉，特别是在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内，收获了来自各方的广泛认可与高度评价。然而，自2013年起，随着智能手机市场的急剧变革与诺基亚内部战略决策的偏差，其手机业务在中国逐渐步入下行轨道。面对这一挑战，诺基亚东莞工厂在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谨的法律合规性，妥善完成了员工的安置与补偿工作，彰显了企业的人性化关怀与地方政府高效协作的典范。

相比之下，诺基亚在印度市场的经历则显得曲折多舛。2014年初，微软对诺基亚的并购计划在印度遭遇重重阻碍，印度政府以税务审查为由，对诺基亚印度公司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查，这一事件不仅映射出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政策和法律环境下面临的复杂挑战，也表明印度政治与经济变动对外资企业的潜在影响。印度政府通过细致的税务审计，确保了税收合规的同时，也标志着诺基亚在印度市场的正式退出。

反观诺基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自1985年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以来，诺基亚便在中国市场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与准备，逐步适应并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通过与首信等国企的合作，诺基亚不仅成功推出了多款手机产品，还逐渐扩大在中国的投资规模，形成了北京、苏州、东莞三大制造基地的布局。这一过程中，诺基亚中国团队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精准把握、与政府部门的良好互动以及对合作伙伴的慎重选择，都为其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诺基亚在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外资企业要想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更需要深入了解并适应中国的市场环境、政策导向和文化背景。诺基亚的成功与挫折，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也为其他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再举一个关于“三星”的案例。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三星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对于许多消费者而言，或许已略显陌生，其电子产品的广告曝光度亦不如往昔显著。然而，深入剖析其在中国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即便在公众视线相对淡化的背景下，三星仍在中国维持着较为稳固的运营布局。据2019年左右的数据显示，三星在中国拥有至少九家乃至更多的经营机构，这些机构所涉足的领域广泛且多元化，不仅限于传统的三星手机和通讯电子制造，还涉及到显示面板、重工业及贸易等多个关键领域。

三星在中国发展的转折点，“”NOTE7手机电池门事件“无疑是一个导火索。该事件不仅引发了公众对三星手机安全性的广泛质疑，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下滑。然而，深入分析这一事件的背后，我们或许能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随着中国安卓手机产业链的快速崛起与壮大，三星等传统国际品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星若选择主动调整市场策略，其留下的市场空间自然成为众多本土及国际品牌竞相争夺的焦点。

与此同时，将视线转向印度市场，三星的表现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从2016年至2023年的财报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星手机及通讯部门在印度的发展势头强劲，盈利能力稳步提升，这一趋势在印度市场的独特环境与政策支持下更为显著。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以及政府推行的积极招商引资政策，共同为三星等外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通过对比三星在中国与印度市场的表现，不难发现，尽管同属亚洲大国，但两国在人口结构、消费能力、消费习惯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影响着外资企业在两国市场的战略布局与业绩表现，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市场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此，我们探讨一下中国与印度民众之间的复杂关系，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邻居，仅隔喜马拉雅山脉相望，这种地理上的亲近性无疑加深了双方相互影响的深度。在我于印度生活的时间里，有幸结识了来自印度社会各阶层的众多朋友，这一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部分印度人对于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往往持有一种印象，即行事风格较为激进、高效，追求利益的速度较快，无论是投资还是决策都显得雷厉风行。然而，这种行事风格，在某些印度人眼中，有时会被误解为对中国文化、礼仪及习俗的缺乏认同与尊重，甚至可能被误判为某些行为触及了法律或道德的边界，尽管这里的“非法”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律层面，更多地涉及文化敏感性和尊重的缺失。

至于外界对中国人眼中印度形象的普遍认知，诚然，印度因其个别社会问题，如被冠以“强奸之都”的称号，而常被贴上环境危险的标签。从我个人，作为一名相对瘦小的男性视角出发，必须承认，这类事件在印度确实存在，且有时显得较为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普遍性和严重性往往被社交媒体或特定领域的报道所放大，而实际上，若将类似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下审视，不难发现，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存在类似问题，只是曝光程度与处理方式各异。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印度在女性权益保护和社会尊重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与提升，这体现了印度社会对于性别平等和女性安全的日益重视。因此，将印度一概而论地称为“强奸之都”，既是对印度复杂社会现实的片面解读，也忽视了其在改善女性地位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成就。

在探讨民主议题及对国家印象的广泛背景下，进一步审视印度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表现显得尤为重要。从莫迪政府上台的2014年至2021年间的数据图表中，可以清晰观察到印度FDI流入量的显著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投资来源国中，毛里求斯、新加坡、美国、荷兰及日本位居前列，而中国大陆的投资虽有所贡献，但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其比例相对较为边缘。

深入分析FDI在印度的具体分布，不难发现投资热点主要集中在印度的经济重镇。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以其近30%的高比例领跑，随后是科技中心班加罗尔（Bengaluru）所在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以及莫迪的故乡古吉拉特邦（Gujarat），这些地区各自具备独特的经济吸引力和发展潜力。此外，德里（Delhi）和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也是不容忽视的投资热土。对于有意在印度投资的中国大陆企业而言，精准把握投资区域的选择至关重要。观察近年来趋势，不少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国企业，如三一重工、美的集团等，已明智地将目光投向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等经济活跃区域。然而，也有部分企业倾向于将投资重心放在新德里或其周边地区，这一选择背后的动机或许值得进一步探讨，是否与地域文化、政策环境或企业战略考量相关，尚需深入分析。

需要注意，印度近年来在外资政策上有所调整，特别是对于与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设置了更为严格的审查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对印度的直接投资。此类政策调整背后，可能蕴含着两国间产业结构竞争、经济战略考量乃至意识形态差异的复杂因素，预示着未来双边经济合作与竞争态势的进一步演变。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印度在过去数十年间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仍不容忽视，其大财团与贵族企业的崛起更是为该国经济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因此，对于寻求海外拓展的中国企业而言，深入了解印度市场，灵活应对政策变化，精准定位投资领域与区域，将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关键所在。

自2020年以来，众多中国企业在印度遭遇了包括税务追缴、罚款以及涉及人员的相关案件，这些事件主要由印度所得税部门或税务机关发起，针对企业过往经营行为展开追溯，追溯期限长达六年甚至更久。这一现象在国内企业界，尤其是在熟悉中国自贸区或类似保税政策环境下的企业看来，显得尤为突兀与深刻，引发了对两国税务环境差异及影响的广泛讨论。

但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此类税务追缴行动并非仅针对中国企业或大陆企业，印度本土企业及其他外资企业在印度的投资同样未能幸免。这反映了印度税务部门在特定时期内的广泛审查与调整策略。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早期便预测到，随着印度经济承受巨大压力，税务部门很可能加大稽查力度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面临收入短缺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将税务稽核的触角延伸至企业层面，无论是企业主动应对还是被动处理，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此类挑战。

在探讨企业经营所在地或经营环境时，尤其是在面对国内外公共事件或紧急情况时，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应对策略显得尤为重要。一些企业能够主动站出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尽管这可能会带来舆论压力或思想负担，但其积极作为往往能赢得公众的认可与尊重。以2020年疫情为例，众多国内企业及个人展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实际行动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然而，当企业在海外运营时，则需更加审慎地考量与当地政府及机构的合作方式。特别是对于在特定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的企业（如行业排名前十、前五甚至前三），其决策与行动不仅关乎企业形象，更直接影响到企业在当地的长期发展与利益保护。

关于税务问题，企业应明确的是，政府进行税务追缴或相关调查均基于法律依据，因此企业应确保自身的税务管理合规性，经得起税务部门的稽核与追溯。这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要遵守税法，还需通过高效的税务筹划与管理，提升企业应对税务风险的能力。以三星在印度市场的经验为例，其通过聘请曾在印度高级税务部门任职的退休官员或管理人员，以他们熟悉的政府作业方式指导三星印度分公司的税务工作，有效构建了坚实的税务防线。这一做法不仅体现了三星对税务合规的高度重视，也为企业在当地的稳健运营提供了有力保障。

进一步而言，企业在海外经营时，应秉持合法合规的原则，充分尊重并融入当地法律与市场环境。在履行纳税等法定义务的同时，企业应通过提升管理水平、加强技术创新、优化产业布局以及加强市场营销等手段，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益最大化。

在叶总慷慨分享之后，群内的成员们深受启发，纷纷提出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与疑问。

Q1: 刚才叶总提到过去印度承接政府项目最终高额裁员的问题，一般的企业初去那边发展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可以帮忙再分享下嘛？

Roy：这里我可以分享下个人的一点心得，比如我2015年下半年持有普通商务签证在印度出差，入职公司决定常驻印度工作后，我在2016年初即要求公司给我办理印度工作签，按规定纳税和取得合法工作资格，一是保护我个人利益，二也是保护公司在印度的合法利益，尤其在2020年疫情后印度签证对华护照比较收紧的情况下，我在2021年及2023年仍能够成功沟通并申请到印度商务签证，除了前人栽树，我辈乘凉的因果，背后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下。

Q2：谢谢叶总的分享，我也来追问一个文化方面的小问题，除了城市区位、性别上的差异，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历史影响还存在吗？中企过去落地这方面的体感强不强烈？

Roy：种姓制度有，比如最近印度信实集团RILIANCE掌门人阿巴尼的小儿子几十亿的世纪婚礼，我个人认为和阿巴尼的低种姓背景不无关系。我们外国人在印度受种姓制度的直接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印度国民在这方面的还是比较大，最直接的就是看当地的征婚广告（不少对种姓有直接表达）。

Q3: 叶总您觉得还有什么行业或者产业比较适合去印度发展吗？机遇多一点？

Roy: 不少产业都适合，举例来说比如茶饮，咖啡连锁经营等，婚礼庆祝综合服务，机遇多少多在，很多时候看印度的机会，不要在意看和国内的差别，有时候意义不大，要看适合印度的项目和方法，毕竟印度几千年没有大破大立过，如果不是十年的时光，我猜在坐的大陆朋友，祖辈是少爷的今天还是少爷，祖辈是丫鬟的今天可能不一定是丫鬟哈。

Q4: 叶总，您分享了一些大型企业在印度的案例，那比方说如果我们体量中小规模的新一批的出海企业，在去印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吗？

Roy：语言挑战比较大，合规经营，没做到行业头部的话，合理分配利益，时间是最大的挑战，其它多是云烟 —— 磨刀不误砍柴工，平常多练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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